为处置城商行、农商社、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纷纷组建，至今已26家。但他们目前最热衷的业务，还是政策不允许的不良资产通道业务，而非其“正业”——债务重组与清收。
为地方债务而生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重心会下沉，着重处置本省内城商行、农商社以及信用社这些地方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我一个星期能够接到六七个电话。”活跃在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服务商李国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与2015年之前不良资产市场的冷清形成鲜明的反差，今年明显感觉到业务多得做不过来了。
尽管还不到30岁，但李国强已经在不良资产里打拼了7年，2015年创业前，他做到山东一家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的高管，负责山东地区资产包的尽职调查及处置。现在，他是公号“妄谈不良资产”的创始人，其中一块线下业务是在江苏、山东、河南帮投资人做买前资产包的定价和评估。
银行的不良资产正在加速流向AMC。公开资料显示，仅在2016年5月下半月，全国就有超300亿不良资产上市流转，其中既包括从银行流向四大AMC（东方、信达、华融、长城）以及地方AMC的一级市场，也包括AMC接包后继续出售的二级市场。
在2009年银行体系经历了一轮巨幅信贷扩张后，如今坏账率再度回升。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921亿元，不良贷款率1.75%。这是继1999年，银行上一轮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后，又一个超万亿的“大包袱”。但市场分析大多认为，真实的不良率仍被严重低估。
为了避免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从2015年开始，银监会不断督促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今年又连续下发《关于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的通知》（56号文），和《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82号文），遏制银行借AMC等做通道将不良资产“假出表”，试图将银行不良资产尽快逼出表外。
在不良资产的接收端，2012年，财政部、银监会则联合为地方AMC颁发了准生证——《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原则上允许各省开办或授权一家AMC，只能从事省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与处置。
从2012年开闸到现在，已有26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组建。去年底今年初，地方AMC挂牌进入了一个小高潮。目前，陕西与甘肃的AMC正在筹建之中。
多位地方AMC及银行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方AMC与四大AMC侧重的客户并不相同，地方AMC的业务重心会下沉，着重处置本省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也就是城商行、农商社以及信用社这些地方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在浙江、广东等第一批地方AMC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从银行收购的资产包，很多都是政府或者政府平台参股的企业。而这些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渠道大多来自地方银行。
“四大（AMC）对地方银行债务不是很感兴趣。”山西某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任东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方性银行的不良资产质量普遍要比全国性商业银行差了许多，现在仅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不良，四大都已经“吃”不下了。
李国强则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他所知道的一家四大AMC省分支，一共就有12个人，但却管理着600个亿的不良资产，“你说你让他们再买（不良），买了谁处置？”
在民资AMC最早试水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温州，一位民资AMC高管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地方政府是有意愿做AMC这件事的，“如果仅有四大AMC，相当于牌照垄断，没有更多的活力去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热衷于做通道
为了规避地方AMC不得转卖的政策，地方AMC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收益权转让”。
AMC将不良资产从银行买回后，有多种处置手段，可以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债权转让，如转让给民资AMC或者各类投资者；第二种是债务重组，最典型的是债转股；最后一种是债权实现，比如让企业破产清算，变卖资产，收回残值。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债务重组与清收是AMC的核心业务。上述温州民资AMC高管打比方说，“对于AMC来说，就是把烂西瓜挑出来，雕成花，然后把它变成果盘，这样卖出去更值钱。”
财政部、银监会2012年颁布的管理办法也对地方AMC的业务范围做出了限制，与四大AMC不同，地方AMC买回的不良资产不能直接转让，也就是说不可以做第一类业务。国家希望地方AMC专心从事主业——地方债务的重组与清收。
但目前地方AMC的业务重点，恰恰是第一类债权转让。
“地方AMC有几家做过债务重组或债转股？”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看到过成功的案例，相反，他看到的是地方AMC跟四大AMC抢包，在做大量的通道业务。
多地AMC业内人士亦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地方AMC目前做得最多的还是第一类买断业务，节奏就是短、频、快——依靠垄断的AMC牌照，从银行拿资产包，然后一倒手，卖给民资AMC或者各类投资者，赚取中间差价。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述专家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为了规避地方AMC不得转卖的政策，地方AMC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收益权转让”，即表面上债权人仍是AMC，但未来产生的收益分配权实际上已经被AMC出售给了其他机构或个人。
上述温州民资AMC高管认为，若地方AMC只当“二传手”，那么设立的意义不大。在去产能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地方AMC参与地方过剩产能企业的兼并重组，最大限度保全资产，从而使地方金融、实体经济达到稳定的状态，才是根本，“不是给银行‘输血’，而是要帮地方企业实现‘造血’。”
银监会56号文和82号文叫停通道业务之前，AMC还大量从事着通道业务，比如帮助银行不良暂时出表，挂在AMC账上，与银行约定回购时间，从而赚取手续费，但实际上风险仍然停留在银行内部。
银监会的政策有一定遏制作用，但仍有AMC私下表示要规避监管，“不断创新”。例如银行A的一笔不良，过去让AMC做通道，如今行不通了。但如果这笔不良通过AMC转到了民资AMC手里，民资AMC把不良做成资产证券化，然后由银行B来对接资产证券化后的理财产品，银行B的收购资金则来源于银行A，那么，就可以避开监管。实际上，两家AMC与银行B均为通道，不良资产还握在银行A手中。
“冰棍效应”
“压价压得最厉害的时候，好的资产卖三折就算不错了，为什么叫打包处理，一个包里有好的有坏的，不好的资产就白送。”
地方AMC之所以热衷于通道业务，与其面向的资产质量和所处的经济环境有关。地方AMC主要面向的是地方银行，而此轮银行坏账的风险主要就集中在地方银行身上。几千家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大组成部分，其资产占中国商业银行的近四分之一。
过去两个月，城市和农村银行网站上发布的财报证明，它们的资产质量正在恶化。其中，不少城商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和占比都显著增加，甚至翻倍。例如，富滇银行去年关注类贷款为38.85亿元，比上年增长124.7%；长沙银行为1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46.6%；华融湘江银行为39.22亿元，比上年增长195.1%。而关注类贷款再恶化，就是不良资产。
无论在不良资产率较高的江苏，还是国企负担较重的山西，均有银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过地方银行凶猛的作风。“贷款便捷，无需抵押，单凭身份证贷5万，有存款和工作的话信用贷款30万，大学生助业贷款20万，”一位温州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人士说，“风控极差。”
去年，柳州银行遭遇的一场金额高达328亿元的骗贷事件被曝光。这个数字相当于该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据柳州银行刚刚披露的2015年年报，虽然其不良贷款率仅有1.74%，但其关注类贷款占比在2015年上升了一倍，达到19.84%。除去关注类贷款，该行贷款账簿上只有78.4%的贷款属于“正常”贷款。
多位AMC及银行业内人士认为，真正适合做债转股或者资本运作的企业是非常少的。任东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道及类信贷业务与债务重组相比，就像是吃肉与啃骨头的区别。债务重组有很大的难度，首先要出清过剩产能，肯定会产生大量的人员分流，耗费巨额资金，但地方政府又想保持稳定。而且就算重组成功，在经济没有见底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重组后的企业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有可能企业活了，AMC死了”。
加上财政部刚刚给银行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它们自己做债转股。“如果有好的债权，可以做债转股盘活的，银行也不会再转出来了。”任东风表示。
此外，AMC本质上是一门“抄底”生意，因为不良资产具有“冰棍效应”，意思就是融化得快，如果“抄底”过早，也许还没等到经济复苏就融化光了。
地方AMC赶上的并非是好时候。
2015年底，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的《2015：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称，华东、华中地区由于近两年不良贷款集中爆发，不良资产质量不高且价格持续下降，投资者选择余地大，不良资产供需已经转向“买方市场”。
李国强去年也劝过很多不良资产投资机构，可以暂时停一停，但仍然挡不住很多客户购买的积极性。李国强说，客户以为不良资产问题已经大规模爆发了，但是由于当时存在大量的“出表”业务，实际上大部分不良还藏在表里。今年82号文一出之后，堵了很多通道，一下又爆发出大量的不良资产，“当整个市场充斥着不良资产而资金又有限的时候，你会发现资产价格又便宜了。”
“压价压得最厉害的时候，好的资产卖三折就算不错了，为什么叫打包处理，一个包里有好的有坏的，不好的资产就白送，银行已经赔不起了。”任东风说。
不久前，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姬玉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良资产处置的特点是拿时间换发展空间，但是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不良资产形成的“冰棍效应”导致不良资产贬值速度加快，给地方AMC带来较大压力。
囊中羞涩的地方AMC
和四大AMC不同，地方AMC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发金融债，除了财政，地方AMC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融资渠道。
上述温州民资AMC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方AMC能否发挥债务重组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融资能力。比如全国首家地级市AMC——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落户温州，其股东是由央企光大集团和温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组建的，“光大能成为大股东，温州也是考虑到其背后有一个金融集团。”
但大多数地方AMC并没有很强的融资能力，要依靠地方财政托底。公开资料显示，除了安徽、宁夏、吉林等少数地方AMC由民资控股或参股，大部分地方AMC均为国资或国资控股。
1999年四大AMC成立之时，财政部曾向每家注入资本金100亿元。然后以央行再贷款和定向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剥离四大行共计1.4万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9月末，四大AMC共处置了政策性不良资产的85%，现金回收率为20%。
但完成历史使命的四大AMC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从2010年开始陆续拿到了银行、信托、证券、租赁等各类金融牌照，变身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
在一位华融人士看来，地方AMC与四大AMC的融资能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借助中央政府的再贷款，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近年来也一直存在财政赤字，因此利用财政收入给AMC提供资金的空间很有限。
而除了财政，地方AMC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融资渠道。和四大AMC不同，地方AMC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发金融债，难以加杠杆。
东方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剑将四大AMC中在港股上市的信达、华融与发行过公司债的浙江AMC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浙江AMC的盈利能力最差，低于银行业。主要原因是其权益乘数最低，这反映了它作为非金融机构，加杠杆难度较大。
比如四大AMC的杠杆率是8倍，按其当年100亿的注册资本金来计算，四大可以撬动800亿资金。而管理办法规定，地方AMC达到10个亿注册资金即可成立。在目前成立的26家地方AMC中，有10家的注册资本都是刚好10亿，“10个亿就算加完杠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也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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